6．张蕾：昆明全域城镇化：喜看考卷变画卷，昆明信息港2011-11-12。

建设创新型国家，发展创新型经济，需要知识产权的有力支撑。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一国政府必须统筹把握，站在整体利益的高度来制定知识产权战略，并以具体的政策实施战略。

第二，从国内看，知识产权整体发展水平仍然不高，难以有效支撑经济创新发展的矛盾仍然突出。经济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为各国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同时也改变了国际竞争的形态。而按照著名经济学家科斯的理论，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决定于产权界定的清晰度[ii]。[ii]参见：程承坪：《理解科斯定理》，《学术月刊》，2009年第04期。另一方面，要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积极推动先进技术惠及国民和全社会，还必须使知识产权制度，特别是保护知识产权的水平适合发展阶段和国情的需要。

而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要摆脱不发达状态，一方面，必须积极参与由发达国家主导的自由贸易体系，通过国际贸易使所拥有的人力、资源、市场等优势变为现实的经济发展成果，这就必须承诺并持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从战略和全局高度谋划实施知识产权制度，就成为时代的必然选择。在危机发生后，东亚各经济体表现各异。

开创改革发展新局面《21世纪》：有人提出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对立的另外一种顶层设计。在讨论十二五规划的时候，曾经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遇到的体制性障碍，归纳为四条：第一，政府保持着对一些重要资源（如土地、银行信贷）的配置权利。虽然每一次增长的大跃进，都带来了大灾难，但直到现在，许多人仍然认为大规模投资支持GDP高速增长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原理。这几年中国的中央银行和财政部门尽其所能，采取灵活的宏观经济政策保持经济稳定，相当不容易。

第四，从计划经济沿袭下来的生产定价制度通常人为压低生产要素价格， 助长了浪费资源、破坏环境的行为。当然，20世纪末建立起来的这个框架仍然是初步的。

21世纪初期以来，随着改革的停顿不前，寻租活动不断强化，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更为一些人利用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口号忽悠公众，提出另一种顶层设计提供了机会。正如2003年中共中央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的，现有体制在许多重大方面还不完善，生产力发展仍面临诸多体制性障碍，需要通过进一步的改革使之逐步完善起来。这个决定，对市场经济各个子系统，包括财税体系、金融体系、外贸体系和外汇制度、社会保障体系、国有经济等子系统的改革方案，各个子系统改革之间的配合关系和时间顺序，做了较为细致的安排。这种新改革共识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在我们原来改革共识的基础上存利去弊，向前推进。

政府对少数重点企业的政策倾斜，往往损害了众多一般企业创新的积极性。结果，地方政府必须努力提高GDP的增长速度2011年通货膨胀再次抬头和再次实施紧缩政策。第四，从计划经济沿袭下来的生产定价制度通常人为压低生产要素价格， 助长了浪费资源、破坏环境的行为。

现在许多人呼吁中央银行降低利率，来阻止增长率下滑。那么您怎么看待另一种顶层设计？吴敬琏：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就不断受到来自支持旧体制和旧路线的人们质疑。

与改革开放前的情况相比较，这自然是很大的进步。第二， GDP增长作为干部业绩主要的标准。

改革开放以来效率提高的另外一个因素，即劳动和土地资源由于产业结构转换带来的效率提高，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然而，当中国产业的技术水平愈是接近外国产业技术的一般水平，中国企业靠进外国装备和技术实现所谓适应性创新的空间就愈小。用改革推动发展转型和产业升级《21世纪》：实现从适应性创新到原创性创新的转变对我国的经济转型至关重要，那么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政府应当扮演什么角色？吴敬链：过去我们常说，由于中国缺乏技术人才、缺乏技术积累，经济增长方式只能十分粗放。就以劳动力从低效产业到高效产业的转移，即获得所谓人口红利 而论，由于农村富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局面正在消失，要继续通过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工商业转移来提高效率的潜力已经不大。而日本1990年泡沫爆破时已经是一个高收入的发达国家了，中国的底子还很薄，人民平均生活水平还很低，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很快，又遭遇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

这种模式前几年声势显赫，对我国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造成很大的威胁，但近来却显出颓势，因而出现了重振改革势头和形成新的改革共识的可能性。今年以来GDP增速下滑超出预料。

首先要牢牢树立创新的主体是企业的观念，不要去插手自己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情。除投资外，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还得益于以下因素：改革开放解放了民间创业的积极性。

在中等收入的发展水平上，如果找不到新的推动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我们就可能会掉进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吴认为，宏观经济两难困境下，一方面要采取稳健灵活的短期政策维持宏观经济稳定，另一方面把主要注意力放到解决长期发展的问题，加快向现代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

从财政支出来看，很多应该由中央支出的责任（在中国叫做事权）都下放给了地方政府，各地地方政府必须努力筹钱才能够承担起他的支出责任。第三，现行财税体制使各级政府官员必须去追求GDP。如果不能靠原创性的创新跟上世界上你追我赶进行创新的步伐，中国企业就无法保持自己的发展势头。而转型能否成功，则有赖于能否形成新的改革共识，加快全面改革，打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建立有利于发挥创新精神的体制机制。

这种新改革共识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在我们原来改革共识的基础上存利去弊，向前推进。现在政府需要主动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

只有把科学的顶层设计和基层创造结合起来，实现它们之间的良性互动，才能顺利地开创改革发展的新局面。当然，20世纪末建立起来的这个框架仍然是初步的。

这些规划的发展，有利于国力的增强，有利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都可以而且应当充分发展。《21世纪》：注重改革顶层设计的同时，是否意味着否定从下而上的制度创新和改革试验？吴敬链：近几年来，一些地方政府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和公众的呼声，已经在市场经济顶层设计的框架内采取了主动行动，进行了不少积极的改革探索。

现在为什么要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吴敬琏：中国改革在上世纪80-90年代是做出过顶层设计的。这样，就确立了改革的目标模式，即顶层设计。但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发现经济体制是一个繁杂的大系统，只进行这样局部的、枝节的改革，而没有明确的目标模式和系统设计是不行的。这一讲话的精神为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所采纳，大会决议明确：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而且，随着劳动力供应趋紧和劳动者工资的提高，简单加工业的低工资成本优势也将风光不再。其次，是因为存在体制方面的障碍。

经济经常处在非常紧张的状态，稍有闪失就会出现像日本一样的泡沫破裂的大危机。这种情况，可以概括为资源投入和效率提高双重驱动，其中效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20%左右。

不过，当时不叫顶层设计，而叫目标模式，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入 吴敬琏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经济改革 。